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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视角下的年鉴规范与创新
信息来源:《上海地方志》  发布时间:2015-12-25 13:08:00  浏览次数:
张燕 崔敏华 沈洁
   
  “常编常新”这一朴实简明的要求对于年鉴工作者耳熟能详,深究之下其蕴含了对年鉴规范与创新的价值追求。因需“常编”所以“规范”为本,因要“常新”使得“创新”为要。二者之于年鉴如鸟之双翼,互为动力和支持。年鉴作为地方志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是权威性的资料文献工具书,更是对国家和社会具有文化传承和创新意义的重要文化成果。在国家大力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背景下,不断强化的文化理念对年鉴规范与创新提出了新的内涵与要求。
 
  一、年鉴的文化价值坐标
 
  (一)从年鉴信息观到年鉴文化观
  年鉴文化观是对年鉴进行文化价值分析的坐标原点。年鉴作为舶来品,参照国务院颁发的《地方志工作条例》对地方综合年鉴的定义,可将其理解为“系统记述本行政区域、本专业领域自然、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方面情况的年度资料性文献。”“资料性文献”的界定更多地体现为一种信息的观点。年鉴主要被视为区域或专业范围内各方面信息的综合,专注于信息的采集、编排、存储、管理、出版与开发,通过年鉴信息价值的实现,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年鉴文化观基于年鉴的文化价值产生,着眼于发挥年鉴的文化积累、传播、再生功能。它关注的是年鉴承载着不同层面、不同类型的文化,年鉴成为文化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信息为根,文化为魂,两种观念交互实现年鉴“存史、资政、教化”的功能。

  (二)年鉴文化价值的三维分析
  文化与历史具有天生的血脉关系,从既往实践来看,人们更加青睐以有形的载体或存储方式作为过去的客观明证。文化是无形的,需要有形的载体,这是文化得以保存、传承的主渠道。年鉴作为特定区域、形态文化的凝结与体现,具有独特的价值与作用。考虑到文化是开放的、动态的,年鉴的文化价值可结合文化的发展加以分析。
  一是从时间维度分析,年鉴的年度性体现了文化的历时性。文化的历时性指的是纵向上文化随着社会的演进而逐步向前的发展性。年鉴的一大特点在于其年度性特征。通过累积性的逐年编纂,年鉴得以将文化连缀成篇,纵不断线地续写具有鲜明时代感的文化脉络与谱系。年鉴因主要是官修的缘故,也代表了主流的文化取向。二是从空间维度分析,年鉴的系统性体现了文化的共时性。文化的共时性指的是横向上因社会领域的复杂性而形成的文化多元化,并且在共存中相互影响。年鉴的地区特色、部门特色、专业特色使其构建起错落有致的年鉴系统,并与不同层面、不同领域的社会文化空间结构相对应。三是从内容维度分析,年鉴的真实性体现了文化的内核。文化发展是个扬弃的过程,最重要的是植根于历史的文化基因。年鉴由年鉴编纂主体以事实和数据为本,对档案、资料等各类信息来源进行再加工,确保了年鉴的历史真实性,成为文化的原生价值来源。这三个维度相互联系,并以不同维度的组合实现年鉴不同类型、不同作用范围的文化价值。
 
  二、文化传承视角下的年鉴规范
 
  年鉴的文化价值使其具有先天的文化传承作用。规范作为年鉴的质量生命线,直接决定着文化价值的高下和传承的有序性。年鉴质量规范,主要是技术层面上,目前理论与实践两方面均有成熟而丰富的成果,不再赘述。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颁布实施的《地方综合年鉴编纂出版规定(试行)》,则将这些规范性要求上升到制度层面,对年鉴的框架、资料、内容、出版等均作了原则性规定。延续多年的全国年鉴编校质量检查评比则从机制上确立了年鉴的质量规范评价指标体系。结合年鉴文化价值的三个维度,可重点从以下两方面着手:

  (一)时空价值维度上彰显特色的选择机制
  作为经济社会生活的全方位历史记录,年鉴在时间和空间上的要求,最明显的体现在框架栏目设计和内容素材选编上。为拓宽年鉴的深度和广度,需要确立彰显特色的选择机制。特色是选择的主要衡量尺度,与时空价值维度相对应,要求一方面重视年度性特点和时代性特征,重点把握时代特点;另一方面突出地域性、专业性特色。这一选择机制的建立与运行有赖于对年鉴编纂系统的整体考察。年鉴编纂系统涉及年鉴信息提供者(采集者)、年鉴编者、年鉴受众三方。一是从年鉴信息提供者(采集者)角度,要选择好素材,不选冗余、低效度信息,力求新、特、动、全;二是从年鉴编者角度,要根据本年鉴的文化定位,选择好框架与条目,框架设计需因时因地制宜,条目筛选要宁缺毋滥,避免“千鉴一面”;三是从年鉴受众角度出发,选择最恰当的表现形式与传播方式。精品年鉴的成功之处往往就在于这一选择机制得到了有效落实和强化。

  (二)内容价值维度上确保真实的纠错机制
  从年鉴文化价值的内容维度上考察,真实准确是年鉴质量规范的核心。与志书类似,“众手成鉴”的特点使得年鉴质量有必要通过制度设计来保障,可考虑强化“预防为主,补救结合”的纠错机制1。这一纠错机制涵括年鉴编纂各流程:一是全局统筹的自纠机制。年鉴人员可通过年度发展概况、大事记等作为整本年鉴的提纲要领,据此对收录信息予以查漏补缺,并解决和平衡各类信息之间的前后矛盾和交叉重复现象。二是分级把关的层级审校制。年鉴因为各单位供稿,文出多处,且多人编辑,要明确编纂过程中初审、复审、终审和校对等各环节的工作任务和岗位职责,做到职责具体、责任明确。三是信息采编的关口前移制。随着政府职能的转变,年鉴仅依赖部门供稿难以确保高质量的年鉴,有必要平时做好积累。四是出版差错的事后救济制。年鉴具有延续性,一旦已出版年鉴信息有错或有误,应在下年度年鉴中及时拾遗补缺、订讹正误,对相关责任人可予以内部通报。
 
  三、文化创新视角下的年鉴创新
 
  年鉴的文化价值使其蕴含着文化创新的特质。在规范的基础上,创新成为年鉴不断焕发生命力的关键。结合文化创新的要求与内容,可考虑从以下途径进行:

  (一)基于文化特色的年鉴机制项目化
  年鉴的文化特色是文化创新的基石。文化既包括不同层面如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和制度文化,也包括多种类型的文化形态,如城市文化、区域文化、组织文化等,又如工业文化、商业文化、建筑文化等。年鉴种类众多,包括省级、市级、县区级、乡镇年鉴等地方综合性年鉴,还包括学科性、政府部门、产业性、专门性、机构性年鉴等专业性年鉴。文化创新过程中也形成一些新文化形态,这对以“存史”为己任的年鉴提出了新的要求,需从内容或种类上有所呼应。目前,年鉴基本上是官修性质,依照《地方志工作条例》来实施,主要采用行政主导的组稿模式。不容忽视的是,仍有一部分年鉴具有自发编纂或学术编纂性质,可谓是非官方的年鉴。例如由全国灯谜信息、中华灯谜学术委员会宣传出版部共同主编的《中国灯谜年鉴》,就颇具文化特色。对于这部分年鉴可打破原有的年鉴编纂自上而下的组织机制,以项目化的形式加以组织编纂和累积。正如目前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上海市地方志办公室面向社会招标委托编纂上海市二轮规划志书。对于有特色的年鉴栏目乃至新的年鉴种类,也可以考虑以项目的形式加以规划。或采用合作编纂的模式,在自愿基础上共同编纂,成果共享。随着政府社会治理结构的变化,甚至可以考虑引入社会组织乃至基金的支持力量。

  (二)基于文化整合的年鉴资源多元化
  文化整合是文化变迁的重要形式,是文化创新的重要途径。年鉴资源来源于社会各方面的变迁和发展。资源具有集聚效应才有优势,具有一定量的积累也是资源之所以成为资源的条件之一。年鉴资源必须围绕特定主题进行一定程度的集聚,保持多元化的来源,方能构筑起多样化的年鉴文化系统。文化形态从区域或专业范畴考察,基于地域或内容差别的本土性或专业性是其最基本的特征。与之相应,年鉴也具有一定的地域指向性和专业指向性。例如北京、上海、广州这三所城市的迥异之处就在于“京派文化”“海派文化”“岭南文化”的区别,相关年鉴因之具有浓浓的“京味”“沪味”或“粤味”等各色味道。此外,当前国家大力推进城市群和区域城市一体化建设,区域文化处于整合与发展中,有必要从更广的区域文化角度来谋划年鉴编纂。“年鉴不‘越境而书’的原则将发生新的变化。”2《长江三角洲年鉴》《武汉都市圈年鉴》《珠江三角洲城市群年鉴》《中国-东盟年鉴》《泛珠三角年鉴》等均属此类。由此,不能局限于既有资源采集渠道,而应多方采集,特别是可以借助各类搜索引擎乃至网页抓取软件自动采集信息,生成相关素材数据库。这将极大拓展年鉴的整合效应,提升年鉴的文化内涵。

  (三)基于数字文化的年鉴编纂信息化
  随着信息时代、大数据时代的到来,一种全新的数字文化正在改变人们的工作与生活方式。这对作为社会信息源之一的年鉴可谓是挑战与机遇并存。以纸媒为传播媒介的年鉴开始向电子化、网络化方向发展。年鉴编纂中需要综合运用现代信息技术,实现年鉴编纂信息化。年鉴编纂信息化不仅是年鉴编纂业务流程的程序化,更重要的是更新年鉴编纂理念,进行年鉴编纂业务流程的优化与重组,实现年鉴信息采集网络化、年鉴信息处理实时化、年鉴信息编排便捷化、年鉴信息发布一体化、年鉴编纂管理流程化。当前,涵括年鉴采编发的软件寥寥,可重点关注,加以培育。除了在线版本,目前相关的年鉴数据库有方正阿帕比与中国出版协会年鉴工作委员会建设的中国年鉴资源全文数据库,以及中国知网CNKI中国年鉴全文数据库。年鉴有可能从纸质版的另种数字化存储格式,扩充为可容纳文本、音视频等多种格式的全媒体库,最终构建主题集聚、共建共享的年鉴信息资源库。它是开放的、动态的,既是一种资源库,也是一种导航库,基于此可融会其他信息形式形成具有地情、部门、专业特色的信息资源体系。我国现已是世界第一年鉴大国,随着动态的累积,这将是非常可观的一个信息与文化宝库。

  (四)基于文化资本的年鉴开发立体化
  文化资本是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迪厄于20世纪80年代初提出的新的理论范畴,将资本从非经济学的角度,扩展到社会整体结构的框架下去考察。有学者指出,文化资本“一般是指能带来价值增量效应的文化资源,或指以财富形式表现出来的文化价值的积累。”3这一资本不仅包括客观化形态的文本、物品等各类文化表达形式,还包括精神化形态的知识、素养、技能等,它体现了人文价值与经济价值的融合。年鉴作为一种文化产品,其编纂和出版可视为文化产业的一项内容。年鉴在视角向内定位于资料性历史文献的同时,也要视角向外,面向市场,面向读者。很多精品年鉴之所以能打造成文化品牌,也是充分关注到这一点。对包括年鉴在内的文化资源进行整合性开发,实现年鉴文化资源向年鉴文化资本的转化,由此成为年鉴文化创新与发展的又一重要路径,也是年鉴文化资本价值积累和增殖的保障。从整合的文化资源分析,与年鉴相关的资源极为丰富,包括各类地方志等地情资料、开放档案、图书文献、专题展览、主题音视频等;从整合开发的途径分析,可采用合作开发、市场化开发;从整合开发的成果表现形式分析,可涵括文本、影像、展览等多种形式;从整合开发的成果传播分析,可采取线上与线下、纸质与全媒体双向结合的方式,增强其可获得性。考虑到年鉴的受众有地域性、专业性的特点,可在读者需求调研的基础上细分受众,开展信息推送、定制服务。我国目前正大力推进智慧城市建设,将可通过手机、数字电视、网络电视等新媒体终端等提供在线文化产品服务。对于年鉴,传播将可能是需要重点关注的内容。
  总体而言,年鉴这一传统形式在新形势下如何发挥文化功能,是摆在我们年鉴工作者面前的重要命题,某种意义上这也意味着一种新的职业重塑的契机。通过年鉴的规范与创新,我们有责任也有可能积极主动地参与文化传承与创新,共同投身于以文化为导向的中国年鉴资源建设与开发。对于百年历史的中国年鉴,展现的将是“老树新芽春来早”的发展图景。对此,我们拭目以待。
 
(作者单位:东华大学档案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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