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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特立、谢觉哉论修志
信息来源:  发布时间:2015-05-14 10:59:41  浏览次数:
李金庆
 

 
  1942年,延安,人们把德高望重、学识渊博、人品高尚的董必武、林伯渠、徐特立、谢觉哉、吴玉章五位老革命并称“延安五老”。董老、徐老、谢老60年代初都发表过对地方志工作的指示性意见,本刊去年第4期已刊发董老与地方志的文章,本期将介绍徐老、谢老对修志工作的意见。
 
五六十年代修志盛况
 
  修志是中华民族独有的文化传统,中国编修地方志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地方志对中国许多文人学者、各界名人都有很深的影响。
  新中国成立伊始,就非常重视修志工作。1954年9月召开的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期间,山东省代表、山东省教育厅副厅长王祝晨及著名学者郭沫若、马寅初等就建议“早早编修地方志”。1956年6月召开第一届全国人大第三次会议期间,王祝晨再次建议编修地方志,并于6月29日在《人民日报》第七版发表《早早动手编辑地方志》一文,建议各省、自治区和直辖市先着手编纂地方志资料汇编。1957年7月召开第一届全国人大第四次会议期间,王祝晨第三次作“进一步开展地方志工作”的发言,并提出了关于编修新方志的具体建议。同期,1957年3月13日的《人民日报》还刊登了顾颉刚、李培基、叶恭绰等委员在全国政协二届一次会议上所作的“继续编纂地方志”的联合发言。这些呼吁、提议,为全面开始新方志编纂工作营造了浓厚的舆论氛围。
 

 
  1956年,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在《十二年哲学社会科学规划方案》中提出编写地方志的任务,并将编写地方志列为该方案的20个重点项目之一,准备从具备条件的市、县着手,逐渐推广,计划在10年内,全国大部分市、县编出地方志。
  1958年3月4日,毛泽东主席在成都会议上,倡议编修地方志。同年,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成立地方志小组,并依据《1956-1967年哲学社会科学规划纲要》,于10月20日提出《关于新修地方志的几点意见》,还起草了新修方志体例草案,下发到各地征求意见。
  当时,在中共中央宣传部领导下,由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和国家档案局共同负责全国地方志编修工作的组织领导。许多党和国家领导人也非常重视修志工作,1959年6月,周恩来总理也亲自询问地方志的编修情况,并数次对地方志工作作出指示;同年,国家副主席董必武亲自指导和督促湖北省的地方志的编修工作。党和国家的重视,众多领导的关心,为掀起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次修志高潮创造了有利条件。
 

 
  1958年3月,河南省西平县着手编写新县志,仅用数月时间就编志稿5册约50万字。1958-1960年,河南省曾普遍开展修志工作,郑州、安阳、新乡、许昌、信阳等地区进度较快,全省此期共编写出志书初稿70多部。同期,全国大部分省、直辖市、自治区开展了修志工作,据国家档案局1960年统计,全国有20多个省、市、自治区的530多个县开展了新方志编修工作,其中250多个县已编出了初稿,一些县还正式出版了新志书,如福建的《莆田县志》,江西省的《奉新县志》,广东省的《高鹤县志》(共6册。高鹤县,旧县名。广东省旧有高明县、鹤山县,1958年合并为高鹤县,治所在今鹤山市沙坪镇。1981年12月撤销高鹤县,恢复高明县、鹤山县,1993年撤县建市),河北省的《怀来县志》,湖北的《浠水县志》,山西的《岚县新志》、《祁县志》和《陵川县志》。当时,浙江省的修志工作处于全国先进行列,除已经出版的《莆田县志》外,1959-1960年,《永安新县志》《光泽县志》《漳浦新县志》《福清新志》《诏安县志》《闽清县志》等先后内部印行,同期开展修志工作的还有德化、晋江、厦门、龙海、永春等30多个县。1961年2月,时任中共中央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的徐特立,时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的谢觉哉到福建省视察,应福建省档案局的请求,2月27日,徐老和谢老听取了福建省委办公厅副主任兼省档案局局长刘田、省档案局副局长吴清传关于福建省编写新县志情况汇报:福建省高度重视修志工作,当时已有30多个县在编写新县志,在全国处于比较先进的位置。之后,吴清传等就编写新方志提出了的一些问题,请徐特立和谢觉哉给予指示,徐老和谢老先后谈了对新编地方志的意见和认识。
 
徐特立的史志观
 

 
  徐特立(1877-1968),原名懋恂,字师陶,中国革命家和著名的教育家,湖南善化(今长沙县江背镇)人。他为人正直、品德高尚、学术功底深厚,1913年前后在长沙第一师范学校任教期间当过毛泽东的老师,毛泽东曾说,当时他最敬佩的两位老师,一位是徐特立先生,另一位是他后来的岳父、杨开慧的父亲杨昌济先生。
  新中国成立前夕,徐特立先生于1949年9月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兼任中央宣传部党史资料室主任,还担任了中国历史学会、中国地理学会的名誉主席,对研究历史、整理史料、编写历史一向有自己独特的认识。1949年10月,他在北京大学史学系研究所座谈会上的讲话指出:对于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应该有正确的观点和立场,并用正确的尺度去衡量,要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和观点去看待历史,吸收人类一切优秀的遗产,在提高的前提下普及,在普及的基础上提高。1950年1月15日,他在《新建设》上发表《关于历史研究的几个重要问题》,认为研究历史是为了完成今天的历史任务,整理史料要拿社会发展不同的阶段作为标尺去审查。同年9月24日,他在中国新史学研究会上发表讲话,主张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和方法论去研究历史。这一年,他在与众多史学家的频繁交往中还提出“历史要为政治服务”的观点。1951年1月24日,他还为新创刊的《历史教学》题写了刊名(《历史教学》创刊于1951年1月,是新中国建立后国内创办最早的历史专业刊物之一)。
 

 
  在他的著作《徐特立文集》(湖南省长沙师范学校编,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出版)中,也有很多关于这方面的论述:
  关于历史研究的目的,他说:“历史是已经过去的事实。今天我们来研究它是要达到什么目的?就是要达到了解社会发展的历史过程的规律性。如果把握了这个规律,无论社会形式的任何变化,都能预知它的前途。”(《中国历史讲座·前言——学历史的目的》)
  关于整理史料问题,他认为“整理史料,首先要拿社会发展不同的阶段作标尺去审查,不然就要犯时代的错误。”(《关于研究历史的几个重要问题·史料的整理和搜集》)
  关于历史学习:学习马列主义,学习毛泽东思想,首先要了解中国历史,否则就没有适合时代性的要求。……态度不是理论问题,而是作风问题。最重要的一个态度就是唯物主义的,实事求是的,不自以为是的态度。(《如何学习党史》)
  在编写历史方面,他多次强调要坚持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历史是过去人类活动的记录。而在朝廷(朝廷即今天的政府)记录的人名为史官,还有采访民间风俗习惯的记录名为野史,野史的调查者名为犹轩使者(犹轩是小车子)。这一类只负责记录的责任,而不是史学家。史学家必须在这些史实和史料中,找出历史发展的法则。……只有唯物史观才是科学的。……过去的一切历史,只能把它看作史料,得用唯物史观的方法,来纠正过去史家的微言大义,同时随时来检查我们写历史的观点。”“专史,如军事、外交、内政、文化、法律、经济等等,属整个一个社会体系和经济基础支配下,不能否认某一方面的个别性独有的规则。故写通史,不能把专史丢掉。”(《对于写历史的几点意见·编辑历史的体系》)
  这些针对历史学方面的论断,对于我们今天从事地方志编纂工作,仍有极大的指导意义和借鉴作用。
  徐老虽未直接研究过地方志,但基于其深厚的历史研究和综合文化功底,他对新方志也有自己明确的态度和深刻的见地。直接针对地方志编修工作的意见和认识,就是1961年2月27日听取浙江省档案局关于修志工作的汇报后,就吴清传等所提问题的答复。徐老说:“编史修志工作是件大事。我国历代的统治阶级对这样事都很注意。许多地方现在还能找到旧的县志或者省志。这种旧的县志,不管它的写法怎样,但一般也都反映了那个旧的时代的特点——比如封建社会的特点。我们今天也要编写县志,当然和旧的县志不一样了,因为今天的社会制度和过去的社会制度完全不同了。县志是有时代性的。县志的内容必然也应当反映出时代的特点——比如世界观与人生观的问题。
  “材料要广泛搜集,占有了丰富的材料,才有条件选择。材料的来源也是个问题,不能只看机关档案里的,人民群众里也会有丰富的材料。搜集材料这是第一步,编写的时候再注意留其精华,去其糟粕。不宜公开的东西,可以另写,不必写在一般县志里。
  “搞县志,也要搞省志。不要怕搞不好,搞出来后再广泛征求意见,逐渐修正,好的东西常常不是一下子就能搞出来的。”
 
谢觉哉论修志
 
  谢觉哉(1884—1971),字焕南,别号觉哉,著名法学家、教育家,杰出的社会活动家,新中国法学界的先导、人民司法制度的奠基者。新中国成立后,历任国家内务部部长、中国政法大学校长,1959年在第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当选为最高人民法院院长。
 

 
  谢老也没有专门研究过地方志,但是,凭借着深厚的传统文化功底,却能信手拈来、娓娓道来、自成体系。听取浙江省档案局的汇报和徐老谈了对编写新方志的意见之后,谢老当即就发表了关于编写新方志的讲话,有条不紊地集中论述了关于新方志编写方面的七个问题,还谈到了大事记收集整理和关于志书审查修改的问题,其中的观点和对具体问题的处理意见,对我们今天从事修志工作仍具有很强的指导意义。这次讲话,以《谈谈新县志的编写问题》为题,收录在《谢觉哉文集》(人民出版社1989年10月出版,第1052页)中,其主要内容如下:
  写县志的事,早在第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就有人提议要搞。后来有人提议由科学院、文化部或者内务部来组织这件事,但总没搞起来。现在由档案局来搞,我看合适。
  一、体裁和形式的问题。叙述体、还是议论体,分成五部分、或者几部分,我看只要原则相同,体裁和形式不一定要统统规定一个样子。中国的古书,《书经》是一种写法,《春秋》是一种写法,《战国策》又是一种写法,到了司马迁又创造了一种写法,以后又有《资治通鉴》。我看那时也没有什么一定形式,我们也不必先规定个形式,可以叫大家写,大家来创造。比如司马迁编《史记》,分有本记、世家等13部分,那是他自己创造的,我们也可以创造出更好的形式,目的是为了正确地把内容表达出来,便利人看。据我想写县志用叙述体比较好,但也不是绝对的。分成几部分?不外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等。
  二、字数写多少的问题。什么东西都不能写得太长,县志也是这样。有些问题,要有专门的书去写,如地质矿藏,详细研究要专门写一本书,县志只能写大略。材料很多,要舍得压。1942年在延安,毛主席讲反对党八股时是压缩会议。文章太长了,看起来不容易,我们的县志不能写成党八股。到底写多少字?由各地的材料去定。三四万字、十几万字都可以,再多就不大适宜了。得找有一定政治水平和文化修养的人去编,否则压不下去。
  三、编县志的目的是以教育为主呢?还是以利用为主呢?我看这不能分开。教育,就是利用。我们从小学开始念书,就是为了将来要利用那些书上的知识。我们整理档案,发现了什么东西,记载下来,留作今后借鉴,这是教育,又是利用。我们做一件事,如果离开了过去的经验,凭空想出一套,总要失败。自然,有时也会有某一材料可以利用,但又不宜写上,那也可以另写,不写在一般县志上面。
  四、阶级观点的问题。无论什么时代写的书都有这个问题。旧的县志也反映了它的阶级观点,翻开旧的县志就可以看到写士大夫的很详细,人民群众的不写,反抗他们的叫“乱民”。我们写,就要宣扬劳动人民力量。当然,以前这个地方的历史变迁也得写,但要详细写的是革命后的情况,要选择最有用的写上。
  五、解放以来,我们建设了很多事业,如水利、农田、工业、文教……等,那些成了功的经验必须详细地记载下来,以便在这基础上更求进步;就是一些失败了的经验,也要扼要地指出,使以后不致再犯。
  六、活着的人写不写?死去的革命英雄人物要写,活着的我看也可以写。“五四”时代,胡适之提倡过白话文,这个人后来变反动了,但现在写五四新文学的时候,总不能不提到他;陈独秀后来成为机会主义者,但党史里还得写到他。我们写某件事是某人领导的或者与他有关,并不是给他做一生的结论。我们处在历史大转变时代,变化大,写出的东西,常常需要再三补充修正。
  七、公不公开发行的问题。刚才徐老意见:不宜公开的东西可以另写,不必写在一般县志里。我想我们不能把所有的东西都写出,但总得写出人家不知道的事来,不宜公开写出的材料毕竟是少的。保密的范围可研究。此书不是专门写一件事的,但有时也可写得深些。如河南写的,过去小麦如何种的,现在又如何种的。像这类有些新的发展的事,搜集些写上,很有意义。
  大事记也要写,哪年哪月搞些什么事,不写,过一时期就不易查清。过去在战争的时候,环境不安定,做这件事比较困难,现在完全有条件了。
  县志是否一下就编得很好呢?那也不一定。各人的看法也会有不一致的,写出来了就好,经县委、省委审查修正,就是审查后也不见得就完全没有问题了,将来发现了再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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