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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诫
信息来源:  发布时间:2012-01-18 16:57:00  浏览次数:

  一代建筑宗师李诫

  李诫(?—1110),字明仲,北宋郑州管城县(今新郑市龙湖镇)人,杰出的建筑学家。为官期间不仅主持了多项重大建筑工程,更著有“中国古典科技七书”之一的《营造法式》,是世界上现存最早最完备的一部建筑工程学专著。然而,李诫也是一位被埋没的科学家,《宋史》囿于封建正统未能为他立传,明清两代《郑州志》、《郑县志》亦无他的传记。

李诫其人

  李诫出生于官宦世家,其父兄辈都供职于朝廷官位。宋神宗元丰八年(1085),李诫奉其父李南公之命入京进献贺表及方物,于是得以恩补郊社斋郎,随后被委派为曹州济阴(今山东菏泽)县尉。从宋哲宗元祐七年(1092)起,李诫开始在将作监(监掌宫室、城郭、桥梁、舟车营缮事宜的机构)供职,前后共达十三年,历任主簿、监丞、少监,并于宋徽宗崇宁三年(1104)升任这一机构的最高长官将作监。李诫在将作监期间,曾先后主持了五王邸、辟雍、尚书省、龙德宫、棣华宅、朱雀门、景龙门、九城殿、开封府廨、太庙、钦慈太后佛寺等十余项重大工程。由于其在建筑工程上的业绩十分显著,因此官阶先后升迁十六级,其中按吏部考核晋升的仅有七级。大约北宋大观三年(1109),李诫在为父守孝满三年后出任虢州(治今灵宝)知州;大观四年(1110),病逝于虢州知州任上。据记载,虽然其在虢州为官时间不长,但“吏民怀之如久被其泽者”。 后来,李诫归葬于梅山脚下(今新郑龙湖镇于寨村西)的李氏祖茔。2006年5月25日,李诫墓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除建筑学家的身份外,李诫还是一位博学多艺的人才。他精于书法,籀篆草隶均有很高的水平;他研究地理,著有《续山海经》十卷;他研究历史人物,著有《续同姓名录》二卷;他懂马,著有《马经》三卷;他善于画马,所画的《五马图》得到绘画艺术造诣颇深的宋徽宗的赞赏;他研究文字学,著有《古篆说文》十卷;他精通音乐,著有《琵琶录》三卷;他对博艺游戏有一定研究,著有《六博经》三卷。可惜这些著作大都已失传,但这些方面的才能对他在建筑设计创造方面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营造法式》其书

  李诫一生最大的贡献是编写了《营造法式》。由于宋哲宗对元祐六年(1091)编成的《营造法式》(又名《元祐法式》)很不满意,遂于绍圣四年(1097)敕令当时担任将作监丞的李诫重新编修,至元符三年(1100)成书,并于崇宁二年(1103)受诏颁行于世。全书共34卷,另有《目录》1卷、《看详》1卷。正文总计357篇3555条,其中的308篇3272条是总结工匠的实际经验而成,约占全书的90%以上。可以说,《营造法式》是我国古代劳动人民宝贵建筑经验的结晶。
  《营造法式》体系严谨,内容丰富,是当时建筑科学技术的一部百科全书,它把当时和前代工匠的建筑经验加以系统化、理论化,成为当时通行全国的建筑工程法式。全书主要内容分为五部分:一是“名例”(1~2卷),即关于建筑术语的名词解释,以及各种数据的说明。二是“制度”(3~15卷),即关于建筑工程的施工方法,包括13个工种176项工程的尺度标准及基本的操作要领。三是“功限”(16~25卷),即关于各种劳动定额的计算方法,力争做到因人、因时、因地而灵活掌握。四是“料例”(26~28卷),即关于各个工种使用材料数量的精确定额,也包括关于工作质量的各种规定。五是关于各种工程的“图样”(29~34卷),包括当时的测量工具和各种构件的平面图、断面图、详图和彩图,并标有文字说明,充分反映了我国古代工程制图学和美术工艺的高超水平,是书中很珍贵的一部分。
  《营造法式》在北宋刊行的最现实意义是严格的工料限定,既便与生产,又便于检查。作为王安石执政期间各种财政、经济的有关条例之一,有效杜绝了土木工程中贪污盗窃现象的发生。同时,它也反映了宋朝建筑科学的辉煌成就,尤其是在建筑设计中制定了模数的概念,即“材分制”,较之17世纪伽利略的类似结论,整整早了5个世纪,在世界建筑史上是非常了不起的成就。
  《营造法式》以其本身独一无二的价值,对后世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元代水利工程技术中关于筑城部分的规定,几乎和《营造法式》的规定完全相同;明代的《营造法式》和清代的《工部工程做法则》也吸收了其中的很多内容。它流传到西欧、日本后,曾引起当地建筑界的轰动,成为他们研究、学习中国古代传统建筑工程技术的珍稀资料,在世界建筑学史上占据了重要地位。

梁思成之爱

  梁思成,中国著名建筑学家和建筑教育学家,一生倾注于中国古代建筑研究,李诫正是他心中的榜样和精神导师。他评价李诫:“他是一位卓越的建筑师,书画兼管的艺术家和渊博的学者。”1928年3月21日,梁思成与林徽因结婚,因为这是宋代为李诫立的碑刻上刻的唯一日期;1932年,他们的儿子出生,取名“梁从诫”,意为“跟随李诫”,可见李诫在梁思成心中的重量。
  而梁思成对《营造法式》的研究更是到了痴迷的程度。1925年,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建筑系求学的梁思成收到父亲梁启超寄来的一本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古籍善本《营造法式》,信中写“此一千年前有此杰作,可为吾族文化之光宠也,在书的扉页上写着“赠思成、徽因俾永保之”。但由于历史久远、缺少实物印证,加之书中大量宋代的建筑术语,晦涩难懂,近40年后,梁思成回忆说:“当时在一阵惊喜之后,随着就给我带来了莫大的失望和苦恼——因为这部漂亮精美的巨著,竟如天书一样,无法看得懂。”于是,1931年梁思成开始系统而深入地研究《营造法式》这部“天书”。为了弄懂《营造法式》,他从1932年春天开始外出调查,寻找宋代建筑的实物,加以印证。在此后的10余年间,调查了约两千余项古代建筑,其中唐、宋、辽、金木结构建筑将近40座。通过对这些实物的测绘,对《营造法式》有了比较深入的理解。抗战期间,在艰苦的条件下,他也没有停顿对《营造法式》的研究工作,主要是对文字进行考订、注释,力求将难懂的宋代文字译成今人能懂的语体文。抗战胜利后,由于其他工作十分繁重,梁思成将研究《营造法式》的工作搁置起来,直到1961年又重新上马。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陈毅曾指示,让梁思成把《营造法式》的注释工作继续做下去;清华大学为他配备了楼庆西、徐伯安、郭黛姮三位助手。经过一年多的努力,到1963年已完成“壕寨制度”、“石作制度”、“大木作制度”的绘图和文字注释工作。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梁思成被批斗,不幸于1972年病逝。1978年起,经过梁思成3位助手两年多的努力,终于由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出版了《营造法式注释本》上卷。
  梁思成一生从事古建筑研究达38年(去掉“文革”6年),其中直接从事《营造法式》研究及相关工作达19年之久,整整占去了他半生学术生涯。

 (《郑州地情活页》2011年第一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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